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许旷 王际凯 实习生 梅思源
1911年10月10日，一声清脆的枪声，划破武昌城的天空。
辛亥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结束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打开中国进步的闸门，成为中国人民前进道路上的伟大里程碑。
回首风雨如晦的年代，聆听革命先行者的足音。今天，辛亥革命志士后裔们仍时常感怀，当年先辈们为了革命，以生命、青春与热血，开启了“亚洲的觉醒”。
悠悠岁月，沧桑巨变。革命先辈留下的精神遗产，仍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当机立断第一枪，拉开武昌起义大幕
“在我的印象中，爷爷是一个很刚强、耿直、低调的人。”10月8日，71岁的熊永铸对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说。
熊永铸的爷爷熊秉坤，是著名的辛亥革命志士。1911年10月10日，作为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共进会代表的熊秉坤，对空连放3枪，率部占领楚望台军械库，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
武汉市武昌区紫阳路18号，原本是一个四合院，是熊秉坤的老宅。在这里，熊永铸和爷爷一起生活了19年。
熊永铸说，爷爷平时很低调，以至于自己在读小学四年级时，才知道爷爷是个“了不起的人”。
“读小学时，老师和同学都知道我是武昌起义‘第一枪’熊秉坤的孙子，我感觉很自豪。”熊永铸说，这种自豪感，延续到现在。
1959年，湖北省军区通知熊秉坤陪同外宾参观武昌起义旧址，并介绍情况。熊秉坤回到家后，家人提出想去看一看，熊秉坤答应了。
“那是爷爷第一次带我们去看武昌起义旧址，到了工程营营房、楚望台、起义门、烈士祠。在工程营的营房，爷爷对我说‘这里就是工程营，爹爹（武汉话，意为爷爷）曾经在这里当过兵，这里就是武昌起义发难的地方’。”熊永铸说，此后，自己才慢慢通过回忆录、相关文献了解爷爷的经历。
国家强大、人民幸福，是辛亥革命者们的梦想。
“振兴中华”！1894年，孙中山先生在《兴中会章程》中发出呐喊。
“当年，爷爷他们这些革命志士，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参加革命，是因为他们知道是为‘除去数千载之专制，俾我同胞得游泳于共和团体之中’，以及‘将见政治日新，国势日强，何难雄视全球，与欧美并驾齐驱，转为极强极盛之大国’。”熊永铸说。
如今，爷爷早已故去，熊永铸也多了个身份——武汉辛亥首义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熊永铸介绍，研究会是首个致力于辛亥首义史研究的地方爱国社会团体，会员有100多人，绝大多数是辛亥革命志士的后裔。
“继承先辈遗志、发扬辛亥精神，是我们共同的心声。”熊永铸说。
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已经实现全面小康。
“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相信这一定是我们的先辈所期望的。”熊永铸说，只要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指日可待。
学生军彻夜守藩库，银两分文未少
“祖国尚未统一、同志仍需努力！我们要传承与弘扬辛亥革命精神，为祖国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继续奋斗。”10月8日，湖北省政协委员、辛亥革命志士后裔卢纲对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说。
作为辛亥后裔和黄埔后代，儿时起，卢纲就听祖父辈讲述家族的光荣。
外曾祖父朱钧参加过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祖父卢立群参加过北伐和大革命，主持建设纪念辛亥革命的首义公园。
卢纲回忆，外曾祖父朱钧作为学生军，在起义当晚，参与了攻打总督府的战斗。占领位于武昌长街的官钱局和藩库后，他和学生军战友们一起留守于此。
“藩库打开后，让人非常震撼，大量银票、银元、银锭等钱物存放于此。”卢纲说。
官钱局和藩库是清政府在湖北的金库，里面存放着大量的钱物。第二天，起义成功后，指挥部派人来验收，清点后发现，一两银子也没有少。
“在那样一个枪林弹雨的夜晚，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但那些首义士兵们对唾手可得的银钱，没有任何私心。”卢纲说，先辈们的一腔忧国之情和一颗报国之心，让人敬佩和感动。
起义军最初多路受阻，他们想起了事先约定“举火为号”的炮兵。
“当晚11时左右，需要在总督府附近点火，为起义炮兵指引炮击方向，敢死队士兵纪鸿钧自告奋勇报名。”卢纲说。
纪鸿钧身背两桶洋油，冒着枪林弹雨冲向总督府。当他冲进总督府签押房，把房间四处浇上洋油，退路已被机枪封锁。
“为了减少进攻人员的伤亡，早点让炮兵找到目标，纪鸿钧毅然决然点燃大火，自己却葬身火海，随后炮手蔡汉卿开炮打中督署。”卢纲说。
蔡汉卿16岁从家乡洪湖老湾乡到省城打工，后在同乡引荐下入伍，因表现出色，升任排长。
“火光中，起义军把炮架到蛇山上，爷爷瞄准总督府方向，连开三炮，打中督署。”蔡汉卿之孙、辛亥首义研究会理事蔡大章回忆起爷爷当年的英雄之举，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1938年武汉沦陷前，面对日寇收买，蔡汉卿誓死不当汉奸，变卖家产，辗转入川。抗战胜利后，他才回到武汉。
“爷爷去世时，我还没出生。我会教育后代，传承爱国主义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蔡大章说。
老报人百余册日记本，记录时代巨变
“这一段写到的，就是父亲对辛亥革命的评价。”10月8日上午，73岁的胡香生翻开《辛亥武昌起义前后记》，对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说。
书中写着：癸卯（1903年）以后，革命之说大兴，不数年而促成武昌起义，从此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虽有袁氏窃国、张勋复辟，莫能动其始基。然无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彻底胜利及社会主义革命之磨续进行，又何由见辛亥革命之具有绩效也哉。
该书作者朱峙三，胡香生的父亲，是一位经历了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的老报人。
朱峙三是湖北鄂城县达明乡（今鄂州市鄂城区）人，从武昌师范学堂毕业后，考入两湖总师范学堂。朱峙三毕业那年，武昌起义爆发。
武昌起义成功后，朱峙三成为湖北军政府内务部书记官、革命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编辑员。1912年受军政府委派，他到黄安县（今红安县）任书记官并兼理司法，在那里与董必武相识、交往。因与新政府中的旧官僚格格不入，朱峙三投身教育界，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教习，与陈谭秋等人共事，培养了许多进步青年。
“父亲一生酷爱写日记，日记本有100余册，记述了自清朝末年直至新中国成立他所亲见亲历的时代巨变，也记录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不断转变的心理历程。”胡香生说，父亲在世时，经常跟自己讲起那段当报人的经历，讲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
胡香生介绍，武昌起义时，父亲病重，已回乡养病。
关于那一段历史，朱峙三在日记中写道：忽又闻枪声乱发，密如连珠，继闻有大炮声似在两湖头门外者。惊疑不定，或者军队尽变欤？革命党已起事欤？又着急病未愈，何日可归？心烦甚，至不能寐，而堂外长街上枪声未断也。
新中国成立后，朱峙三应邀担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兼文物整理保管委员会委员。
祖辈振兴中华的梦想，一直流淌在后辈的血液中。
“我的孙子今年10岁，喜欢看我父亲的日记，也喜欢问。只要他问，我就讲。”胡香生说，希望下一代接过接力棒，听党话、跟党走，矢志不渝为民族复兴伟业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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