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危机
中国社会正在逐渐走向老龄化的高点。
转折发生在2011年。这一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结束了持续30多年的下降，从前一年的34.2%上升到34.4%。
抚养比提高主要是两个原因，抚养人的增加减速了，被抚养人的增加加速了。
先看抚养人，2005~2011年，15~64岁劳动年龄的人口总共增长了6.5%，2011年增加了0.35%，2012年增长了0.1%，增长得越来越慢。自2013年起，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再是增长得慢，而是变为减少。
而硬币的另一面，老年人口却在快速增长，2005~2011年间共增长了21.8%，年均增长3.28%，远超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2011~2017年间，平均增长率进一步达到了4.26%。这就使得人口抚养比在2017年提高到37%。其中2019的老年人口抚养比(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中老年部分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已经上升至17.8%。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发布的报告《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9》预测，随着1950年代出生高峰队列陆续超出劳动年龄，劳动年龄人口将会加速减少，而老年人口加速增长。到2032年人口抚养比将会升到51%左右。也就是说，每一个工作人口要养两个人。此后，直到2060年之前，人口抚养比中的老年抚养比将一直保持上升状态。
应对不断上升的老年抚养比，解决办法就是提升当下的生育率，这一点全社会已有共识。
▲ 2050年，中国老龄化将达到峰值，中国65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27.9%。 © pexels
▌少儿抚养比
我们在谈到抚养比的时候，往往都把焦点放在“老人抚养比”，即年轻人抚养老人的比率。但实际上，如前文已经提到的，在人口抚养比这个汇总统计之外，抚养比存在着两种分类，一是大家熟悉的老人抚养比，另一个则是少儿抚养比。
如果生育率上升，人口出生，会减少30年后的抚养比，但同时，却会立竿见影地提高当下的少儿抚养比。也就是说，短期内，新出生的孩子会把总人口抚养比拉得更高，劳动人口在沉重的养老负担来临之前，需要先养育大量的未成年人。
生育会增加当下的抚养负担，而养老则是30年后的事。虽然这是同一代人在其生命不同阶段遇到的不同问题，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心理学证明，决策时，短期利益的权重要大于中长期利益。30年后的痛苦，与当下的负担之间，人们往往会更看重当下的负担，而忽视30年后的问题。三胎政策一出，人们纷纷计算，一对年轻夫妇要养4个老人，3个孩子，这是多么沉重的负担!
那么，事情就进入到这样一个逻辑：只有多生孩子，也就是提升当下的少儿抚养比，才能解决30年后的老人抚养比问题;但这就增加了短期内的抚养负担。这会降低生育的意愿(生不起养不起)。而生育如果减少甚至只是不增加，就难以解决30年后的养老问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只能是设法让人们“生得起”，减小抚养负担，提升当下少儿抚养比的效率，才能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增加出生人口，为30年后的养老作准备。
▲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措施。 © 新华社
▌2032与1994
其实，根据统计，即便在2032年，总体人口抚养比也只与1994年的水平相当。那么，为什么1994年的时候没有现在的焦虑?
一方面，是抚养老人和抚养儿童的区别。在1994年的抚养比结构中，少儿抚养比占到83.4%，而2032年的抚养比结构中，预计老年抚养比会占到56%。从经济理性上说，抚养少儿是对未来生产力的投资，会有回报; 抚养老人则是纯粹的消费，没有回报。对于公共支出而言，这两种负担的意义完全不同。从情感上说，抚养幼儿与抚养老人，所感受到的情感回报也是不一样的，这并不是不孝或嫌弃老人，而是生物繁衍本能所造成的情感差异，与子代的亲密关系，和与亲代的亲密关系，是完全不同的。
另一方面，则是抚养目标与效率的不同。通俗地说就是，现在养孩子的方式不一样了。当年对少儿的养育，目标并不高(“给口饭吃就行”)，竞争也不强(不是特别穷的地区，基本都能上学，将来都能有工作)，内卷程度也不高(上学不一定重点，考试不一定第一)，没有如今困扰国人的幼儿托育、教育升学等种种问题。所以抚养效率更高。而如今，不但抚养目标提升了，同时，效率也随之下降。
所以，应该有的思路是用效率去化解负担，改变生育观念，提升当下的少儿抚养比，才能解决30年后的老人抚养比问题。同时，提高抚养效率的思路，也会有助于解决30年后的其他问题。
那么，如何提升当下的抚养效率，降低抚养负担?
▌公共服务的效率
当下中国抚育孩子的相关服务在种类、数量、质量上都不尽如人意。
比如，在孩子托育上，在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或者说价格太高)的情况下，很多家庭以私人方式解决，由老人承担起照顾孙辈的责任。这种形式的照看，效率并不高。从社会分工意义上，把照顾孩子这一工作进行专业分工，效率会更高。比如，一个班50个孩子，6点放学，只需要3个老师照看。但如果3点半放学，却需要起码50个老人去接送，并照顾接下来的2个半小时。因此校外托育作为一种社会分工，就可以提高效率。但是，这些市场化机构在人力成本之外，还需要承担高昂的房租成本，而此时，由国家划拨土地的学校却是空关着的，这是一种土地资源的浪费。
教学上的公共服务质量同样不如人意。从全国范围来看，人口出生的顶峰在1987年，20年后进入低谷，但大部分学校并没有因此进入小班化。2001-2010年全国范围内的“撤点并校”，使学校数量锐减。根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研究，2000年到2010年，在我国农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虽然撤并主要发生在农村，但撤并造成孩子集中流向县城和人口迁入城市的流动儿童学校，这两个地方的大班化都非常严重。大班化可以节约财政支出，但教学效果很差，最终造成了家长抚育负担的增加。
教学服务质量不够，就衍生出了课外辅导的需求。虽然教育部三令五申，但家长辅导作业仍然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也是一个抚养效率问题。家长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教育方式也没有得到过专业化训练。这种分散式的辅导，结果是教学质量也不好，孩子和大人也非常累，还伤害了亲子感情。这就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欲望和生育率。
不过，这些问题比起土地政策，就小巫见大巫了。
▌土地孕育人
在中国，抚养孩子的首要负担是房子。
中国的文化背景下，一般需要抚养的孩子年龄是0-22岁，甚至要负担到25、26岁，通常还需要支持孩子买房结婚(和之后帮助抚养孙辈)。所谓六个钱包买房，也是抚养负担的一种反映。美国房价中位数大概是家庭收入中位数的3倍出头，而台湾是6倍、香港长期在10倍以上，这三个地方，生育率就有明显的差异。
这实际就是一个支付能力的问题，与年龄息息相关。由于财富积累的原因，50岁住上200平的房子，35岁住进100平的房子，25岁住进70平的房子，是常见的情况。但实际上，根据相关研究，住房活动面积的大小对生育率有非常大的影响。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更多的孩子需要更大的居住空间，祖辈帮助带孩子，也需要居住面积。所以，拥有四五个卧室住房的人群一定比一居室、二居室的住户生育意愿强。要让年轻人多生孩子，就要有足够的住房。而年轻人能否支付得起住房的价格，就与房价以及背后的土地政策相关。
▲ 随着三胎政策的出台，各个网站纷纷推出了三孩的上下床设计。 © pinterest
此外，人口学家的研究发现，房屋的形态也与生育愿望相关。相比高层的公寓，独门独户的独栋和联排房屋，即使面积小一些，也更能促进生育。虽然这里面的因果关系尚待研究——也可能是因为人们有了生育愿望才选择这样的户型。但一个可以活动的小院子，一块可以晒到太阳的小草坪，这种宽敞的空间感，能在有利于孩子成长发展的同时保障他们的安全。
年轻人负担不起房子，或者只能买得起拥挤逼仄的高层，这背后，归根到底，是土地政策的原因。
▌中国需要更多的城里娃
土地政策背后，还有一个对城市化趋势的认识问题。
我们知道，小城市的房子相对于大城市很便宜，农村则更便宜，人们在农村更容易住上平房。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应该把人限制在乡村和小城镇?
答案是否定的。人口朝城市集中，朝大城市集中，是大势所趋。
2020年有26个城市公布了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其中有8个城市人口开始下降。这源于国内人口的大趋势。中国人口总数在继续增长，但增速下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按照联合国的预测，中国的人口负增长将出现在2030年。在此之前，一些地方的人口数率先出现下降，是非常正常的。这是因为，人口会离开中小城市，向中心城市迁移、集中。
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规模服从zipf法则。所谓zipf法则，简单的说，一个国家，有一个最大的城市，然后有次大的城市，会有一个城市的层级。当然，中国的情况很特殊，中国很大，可以存在多个区域中心城市，除了北上广深外，区域的大城市如成都、武汉，都可以成为区域中心。最近，四川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布，成都市的常住人口达到2093.8万人，成为北京、上海、重庆之外，第四个迈入2000万人口大关的城市，就是这种趋势的体现。成都远离北京，可以成为一个区域性的中心城市，覆盖西南、西北。但是能成为区域中心城市的，总还是有限的几个，人们会向这些地方聚集，其他地方，自然会有人口的下降。
▲ 人口聚集和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 pixabay
美国国内曾出现过四次人口迁移的高潮。第一次是19世纪中期人口大规模西移，所谓“西进运动”，原因是南北战争与牛仔开发西部的荒地，集中在农业的发展;第二次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促使人口大规模从乡村迁入城市;第三次是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农业危机、自然灾害等原因使南部的人口迁往北部和西部;第四次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东北部人口大量迁往南部和西部地带。因为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东北部老工业区环境污染严重;冬季又寒冷多云多雨;土地租金高;新兴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环境有更高要求;南部和西部气候温暖，科技力量更集中，而且环境更好，有“阳光地带”之称，吸引了大量资金与人力。这是从工业向第三产业的发展。这几次移民潮都与经济的发展周期相吻合，人力集中到城市，并根据实际情况，从原先的传统产业流向新兴产业，一次又一次地优化资金和人力的配置，提高经济效率。
美国城市化和人口集中的过程给我们以相当大的启示，经济发展基于城市化。强行把人留在老家，失去了城市的规模效应，不管是产出还是消费都会降低，双循环中的内循环会受到抑制，这就会抑制经济增长。用经济增长减缓去换人口规模的稳定，得不偿失。
中国发展需要的人口，一方面需要有足够的数量，另一方面需要对人口质量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培养高素质高能力的人口。而这些，都需要提高诸如教育和住房这样的公共服务效率。用通俗的话说，生得起、养得好、安居乐业，才能支撑中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向着高技术、高收入国家发展。
那么，在城市化/大城市化;老龄化;以及居住条件对生育率的影响，这三个条件之下，要促进发展，逻辑的结果就指向：改变城市的土地供应政策，增加低密度住房，降低公共服务的土地成本。只要做好规划，城市发展并不一定会导致城市病。
需要强调的是，土地，从来都是服务于人的，没有人的土地毫无意义。土地只有孕育了人，才变得有意义。
作者：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媒体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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